金冲及：研读风云岁月，撰述百年历史
时间：2016-04-05
来源：老干部之家
金冲及治史近70年，对百年中国每个脚印如数家珍……对已经86岁的金冲及来说，似乎不适合再用“成长”二字。他74岁时卸下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等职务后，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向了学术研究领域。有些人推测《20世纪中国史纲》是他的封笔之作，而他却果断地回应：“我不说‘封笔’。”那些或新或旧、如山如海的史料，已经被他视为精神食粮，不“吃”不行。采撷、咀嚼、回味这些精神食粮，会有新的体悟、新的发现。“我想，到了我这样的年纪，虽然再做长期的、很大的计划已不太现实了，但的确还可以再做一些事情。”对这样一位精力充沛、才思喷薄，从茫茫书海中不断发现“新大陆”的老者，怎么不适用“成长”二字呢！
时代赋予的身份
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金冲及就被认为是史学界的翘楚。60多年来，金冲及著述等身，新作新论不断，一篇篇见解独到的论文，一部部功底扎实的专著，奠定了他在中国史学界尤其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牢固的学术地位。
对历史感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金冲及不记得了，但他记得上小学时，他有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历史小丛书”，每一本就是一个历史故事，看得入迷。有的书名他至今都能说得上来……
他考入复旦中学后，那时候，由武汉大学教授李剑农编著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颇为流行。十几岁的金冲及用积攒的零用钱买来，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直到今天他还纳闷：“小孩子读这样的书居然不觉得沉重。”
16岁的他在高考填志愿时最终选择了复旦大学史地系。
1951年金冲及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先后担任校团委书记、教学科学部副主任等职。那时，学校鼓励有条件的党政干部在系里兼课，“双肩挑”。于是，从1953年起，金冲及走上讲台，讲授中国近代史。先是给新闻系讲，以后给历史系讲，一讲就是十几年。
如今，他还担任着好几个大学的教授，但和当年不同的是，讲课已不再是他的主业。从1965年到2004年间，他先后在文化部、文物出版社、中央文献研究室等部门工作……看似都和历史有关系，其实用他本人的话讲——“我改行改大了”。
1983年，一纸调令将他调往中央文献研究室。多如牛毛的档案任他查阅，53岁的他仿佛找回了中学时一头扎进图书馆书库的那种感觉。他如饥似渴，开始了对党史的研究。
“改行”带来的广泛涉猎令他眼界开阔，心窍洞开，思维活跃。他的作品（主编、撰写、合编、合著或参与编写、制作）可以印证这一点：不光有《辛亥革命史稿》《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等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专著，还有《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云传》等人物传记，甚至，我们还能在《周恩来》《长征》《延安颂》等影视剧的字幕单上看到“总顾问：金冲及”的字样。
严格的史学训练、厚实的史学功底和深远的史学眼光使他善于思考、敢于碰硬。75岁生日的第二天，他把稿纸铺在写字台上，落下了《20世纪中国史纲》的第一个字。自此寒来暑往三载有余，一部100多万字的史学巨著终于出手了。
板凳宁坐十年冷——“挤时间读书是我几十年养成的习惯”
“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是历史学家范文澜的名言，也是金冲及治学的座右铭。了解金冲及的人都知道，他做学问，80%的时间在看资料，20%的时间写作。他1981年开始做党的文献研究工作，到1988年才敢发表个人署名的第一篇有关党史的论文。对著作同样是如此。他说：“当主编决不能仅仅挂个名，而是对全书的每一个字都得负责。”
17岁上大学，20多岁出书，在别人看来是聪慧过人，但金冲及却认为自己“很笨”。他至今都不会使用电脑，一切皆靠手抄，他书桌上那写满蝇头小字的手稿，都是一字一句用手写下来的。一部《20世纪中国史纲》就是这样一个个字写成的，连整段的史料也是一笔笔恭录。正是这种硬功夫，让历史的每个细节都在金冲及的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记，最终了然于胸、把握娴熟，达到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高水平。
阅读大量史料，并不见得就能在历史长河中发现问题，提出见解，阐释新意。金冲及认为，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占有史料之外，“视野一定要广阔”， 要拥有“跑野马”式的博览兴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积累广泛的知识。1972年，金冲及调任文物出版社，先后任副总编辑和总编辑，一干就是10多年。10多年间，他系统地补充了考古、青铜器、陶瓷、古建筑、书画等方面的知识，至今对历代瓷窑的特点还能脱口而出。文物考古出版的工作经历和学习，拓展了金冲及的研究视野。
每天上班下班，还要参加各种会议，但无论多忙，金冲及也要保证一段独自阅读的时间。“挤时间读书是我几十年养成的习惯。”时间从哪里来？金冲及有一套节约时间窍门：一是不串门，二是不看电影。他的朋友虽多，但大家聚会很少，“好朋友一年见一次面就差不多了，见面谈的也大多是学术问题。”有限的时间怎么用？金冲及说：“要经常掂量和盘算，不能走到哪里算哪里，要不断总结，提高工作效率。用心和不用心，结果大不一样。”
正因为时间紧，才格外珍惜，分秒必争。金冲及有个在理发时看书的习惯，一边理发一边捧读，理发师傅对他总是牢骚不断。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地震次日，他就在暴雨中头顶塑料布，埋头阅读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在他看来，研究历史没有捷径。有的人不愿意研究那些看似乏味枯燥的史料，却先提出一个看似标新立异的理论，没有史料支撑的理论是空洞的，这样的人也可能走不远。倒不如沉下心来，在对浩繁史料的研究中，努力弄清事实是怎么回事，从事实中形成观点，这样的观点才站得住脚。由于“基本功”扎实而厚积薄发，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在他60岁之后完成的。
少年好读书、读好书——“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金冲及自少年起就喜好读书，尤其爱读那些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论说。生活书店的门市是他最爱去的地方，在一个僻静的角落，他能读上一整天。“眼看着国家和社会的状况一天天坏下去，我急需找到解决的办法。当时中外各种思潮的书籍我都涉猎，其中最喜欢邹韬奋的。他不仅讲道理，还与中国现实联系起来。以后又读到艾思奇、薛暮桥、许涤新、胡绳、华岗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述，懂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让我对唯物史观的诞生是人类历史观的一场革命有了深刻理解。当《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油印本悄悄流传时，我被深深打动，文中对中国社会的透彻分析，让我豁然开朗。经过反复比较，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1948年初，金冲及加入中共上海地下党后，立即投入到学运大潮中。这既让他接受了革命的洗礼，也遭到通缉。根据党组织指示，他躲避起来，在一间小屋一住就是几个月。充裕的时间让他从早到晚手不释卷，“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头脑中从此扎根……” 新中国成立后，金冲及完成了在复旦大学的历史学业，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成为他研读和写作的指南。他回忆起与数学家谷超豪住在同一宿舍的那段日子时说：“虽然研究领域不同，但我们经常切磋读书心得，都将方法看得至关重要。我们认为掌握了方法便可以点石成金，比研读结论更能启发心智。”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在金冲及看来，“并不是要背诵，更不是要拘泥于他们针对当时情况所作出的某些具体结论，而是要透过他们的论述来学习他们观察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自己理论思维的能力”。从1955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第一篇文章《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起，一直到2009年《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出版，再到辛亥革命百年、毛泽东诞生120周年时撰写的一系列文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辉始终照耀着金冲及的学术生涯。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金冲及都要著文论述自己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心得。当中央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时，作为咨询委员会委员，金冲及全身心投入其中，花费了大量心血。
使命与责任——“这是党交给我们的工作，没什么苦不苦的”
金冲及是一位学者，一位朝夕与学问为伴的人，从1953年到2004年74岁离休，担任各种领导职务长达50多年。他说：“自己的头衔不少，不过，我的本职就是一名史学工作者。”他认为，这是一种社会责任。“这是党交给我们的工作，没什么苦不苦的。一件件文献并不仅仅是一张张纸和文字，透过它看到的其实是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和时代画面，就像电影胶片，如果分开看，每张都是死的，但通上电一动，就在你眼前活起来了。读文献时，这股电力就是人的理解力。”没有时间看电影的金冲及却很喜欢用电影来打比方，很诚恳，也很有感染力。
金冲及的研究兴趣是近代历史，且是辛亥革命史的专家。年过半百，因为工作之需，将范围扩大到党史，对他而言是个考验。但考验的结果证明，他的治学功夫不仅让他迅速适应了工作，且还在新的领域取得丰硕成果。70岁以后，他写下了《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75岁生日的第二天，20世纪的中国历史全景，又在金冲及的笔下奔涌而出：《20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皇皇巨作，120多万字，2009年出版后，一年内发行8万多套，在史学界引起轰动。
如今，已经退下来的金冲及每周有两天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他还担任着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如果健康和精力许可，希望还能继续在史学领域内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金冲及说。
时代赋予的身份
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金冲及就被认为是史学界的翘楚。60多年来，金冲及著述等身，新作新论不断，一篇篇见解独到的论文，一部部功底扎实的专著，奠定了他在中国史学界尤其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牢固的学术地位。
对历史感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金冲及不记得了，但他记得上小学时，他有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历史小丛书”，每一本就是一个历史故事，看得入迷。有的书名他至今都能说得上来……
他考入复旦中学后，那时候，由武汉大学教授李剑农编著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颇为流行。十几岁的金冲及用积攒的零用钱买来，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直到今天他还纳闷：“小孩子读这样的书居然不觉得沉重。”
16岁的他在高考填志愿时最终选择了复旦大学史地系。
1951年金冲及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先后担任校团委书记、教学科学部副主任等职。那时，学校鼓励有条件的党政干部在系里兼课，“双肩挑”。于是，从1953年起，金冲及走上讲台，讲授中国近代史。先是给新闻系讲，以后给历史系讲，一讲就是十几年。
如今，他还担任着好几个大学的教授，但和当年不同的是，讲课已不再是他的主业。从1965年到2004年间，他先后在文化部、文物出版社、中央文献研究室等部门工作……看似都和历史有关系，其实用他本人的话讲——“我改行改大了”。
1983年，一纸调令将他调往中央文献研究室。多如牛毛的档案任他查阅，53岁的他仿佛找回了中学时一头扎进图书馆书库的那种感觉。他如饥似渴，开始了对党史的研究。
“改行”带来的广泛涉猎令他眼界开阔，心窍洞开，思维活跃。他的作品（主编、撰写、合编、合著或参与编写、制作）可以印证这一点：不光有《辛亥革命史稿》《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等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专著，还有《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云传》等人物传记，甚至，我们还能在《周恩来》《长征》《延安颂》等影视剧的字幕单上看到“总顾问：金冲及”的字样。
严格的史学训练、厚实的史学功底和深远的史学眼光使他善于思考、敢于碰硬。75岁生日的第二天，他把稿纸铺在写字台上，落下了《20世纪中国史纲》的第一个字。自此寒来暑往三载有余，一部100多万字的史学巨著终于出手了。
板凳宁坐十年冷——“挤时间读书是我几十年养成的习惯”
“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是历史学家范文澜的名言，也是金冲及治学的座右铭。了解金冲及的人都知道，他做学问，80%的时间在看资料，20%的时间写作。他1981年开始做党的文献研究工作，到1988年才敢发表个人署名的第一篇有关党史的论文。对著作同样是如此。他说：“当主编决不能仅仅挂个名，而是对全书的每一个字都得负责。”
17岁上大学，20多岁出书，在别人看来是聪慧过人，但金冲及却认为自己“很笨”。他至今都不会使用电脑，一切皆靠手抄，他书桌上那写满蝇头小字的手稿，都是一字一句用手写下来的。一部《20世纪中国史纲》就是这样一个个字写成的，连整段的史料也是一笔笔恭录。正是这种硬功夫，让历史的每个细节都在金冲及的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记，最终了然于胸、把握娴熟，达到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高水平。
阅读大量史料，并不见得就能在历史长河中发现问题，提出见解，阐释新意。金冲及认为，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占有史料之外，“视野一定要广阔”， 要拥有“跑野马”式的博览兴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积累广泛的知识。1972年，金冲及调任文物出版社，先后任副总编辑和总编辑，一干就是10多年。10多年间，他系统地补充了考古、青铜器、陶瓷、古建筑、书画等方面的知识，至今对历代瓷窑的特点还能脱口而出。文物考古出版的工作经历和学习，拓展了金冲及的研究视野。
每天上班下班，还要参加各种会议，但无论多忙，金冲及也要保证一段独自阅读的时间。“挤时间读书是我几十年养成的习惯。”时间从哪里来？金冲及有一套节约时间窍门：一是不串门，二是不看电影。他的朋友虽多，但大家聚会很少，“好朋友一年见一次面就差不多了，见面谈的也大多是学术问题。”有限的时间怎么用？金冲及说：“要经常掂量和盘算，不能走到哪里算哪里，要不断总结，提高工作效率。用心和不用心，结果大不一样。”
正因为时间紧，才格外珍惜，分秒必争。金冲及有个在理发时看书的习惯，一边理发一边捧读，理发师傅对他总是牢骚不断。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地震次日，他就在暴雨中头顶塑料布，埋头阅读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在他看来，研究历史没有捷径。有的人不愿意研究那些看似乏味枯燥的史料，却先提出一个看似标新立异的理论，没有史料支撑的理论是空洞的，这样的人也可能走不远。倒不如沉下心来，在对浩繁史料的研究中，努力弄清事实是怎么回事，从事实中形成观点，这样的观点才站得住脚。由于“基本功”扎实而厚积薄发，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在他60岁之后完成的。
少年好读书、读好书——“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金冲及自少年起就喜好读书，尤其爱读那些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论说。生活书店的门市是他最爱去的地方，在一个僻静的角落，他能读上一整天。“眼看着国家和社会的状况一天天坏下去，我急需找到解决的办法。当时中外各种思潮的书籍我都涉猎，其中最喜欢邹韬奋的。他不仅讲道理，还与中国现实联系起来。以后又读到艾思奇、薛暮桥、许涤新、胡绳、华岗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述，懂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让我对唯物史观的诞生是人类历史观的一场革命有了深刻理解。当《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油印本悄悄流传时，我被深深打动，文中对中国社会的透彻分析，让我豁然开朗。经过反复比较，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1948年初，金冲及加入中共上海地下党后，立即投入到学运大潮中。这既让他接受了革命的洗礼，也遭到通缉。根据党组织指示，他躲避起来，在一间小屋一住就是几个月。充裕的时间让他从早到晚手不释卷，“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头脑中从此扎根……” 新中国成立后，金冲及完成了在复旦大学的历史学业，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成为他研读和写作的指南。他回忆起与数学家谷超豪住在同一宿舍的那段日子时说：“虽然研究领域不同，但我们经常切磋读书心得，都将方法看得至关重要。我们认为掌握了方法便可以点石成金，比研读结论更能启发心智。”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在金冲及看来，“并不是要背诵，更不是要拘泥于他们针对当时情况所作出的某些具体结论，而是要透过他们的论述来学习他们观察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自己理论思维的能力”。从1955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第一篇文章《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起，一直到2009年《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出版，再到辛亥革命百年、毛泽东诞生120周年时撰写的一系列文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辉始终照耀着金冲及的学术生涯。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金冲及都要著文论述自己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心得。当中央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时，作为咨询委员会委员，金冲及全身心投入其中，花费了大量心血。
使命与责任——“这是党交给我们的工作，没什么苦不苦的”
金冲及是一位学者，一位朝夕与学问为伴的人，从1953年到2004年74岁离休，担任各种领导职务长达50多年。他说：“自己的头衔不少，不过，我的本职就是一名史学工作者。”他认为，这是一种社会责任。“这是党交给我们的工作，没什么苦不苦的。一件件文献并不仅仅是一张张纸和文字，透过它看到的其实是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和时代画面，就像电影胶片，如果分开看，每张都是死的，但通上电一动，就在你眼前活起来了。读文献时，这股电力就是人的理解力。”没有时间看电影的金冲及却很喜欢用电影来打比方，很诚恳，也很有感染力。
金冲及的研究兴趣是近代历史，且是辛亥革命史的专家。年过半百，因为工作之需，将范围扩大到党史，对他而言是个考验。但考验的结果证明，他的治学功夫不仅让他迅速适应了工作，且还在新的领域取得丰硕成果。70岁以后，他写下了《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75岁生日的第二天，20世纪的中国历史全景，又在金冲及的笔下奔涌而出：《20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皇皇巨作，120多万字，2009年出版后，一年内发行8万多套，在史学界引起轰动。
如今，已经退下来的金冲及每周有两天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他还担任着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如果健康和精力许可，希望还能继续在史学领域内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金冲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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