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21年7月的一个清晨，因为汇聚、吸纳千条江河在此奔流入海而得名的东方大都会上海，刚从梦中醒来。城市从静谧冷寂渐次走入喧嚣拥挤时，没有人注意到，在一幢老式石库门宅院的二楼，从中国各地赶来的12个男人围坐在一张长桌两侧，他们等待着一个神圣时刻的到来已经好久了。后来，将7月1日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纪念日。12位与会者代表着几十位中共第一批党员。只是，无论与四亿尚在乱世中苟且觅生的草根民众相比，还是与当时已基本成势的国民党共论，这12位书生模样的代表以及即将问世命名的中国共产党都如沧海一粟、流星经天一般未被关注。但“12怒汉”胸襟辽阔、志在高远。他们相信，经过同侪后辈的接续努力，中国共产党将要在东方睡狮的故土上创立真正的人民政权，建设理想中的红色共和国。他们认定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列宁在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完全可能在古老中国找到扎根土壤，继而长成参天大树。这些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将这种期待当做信仰。而这种信仰的力量与以往历史上人们对各种宗教神    的崇尚相比有本质的区别，因而具有召唤人民为之奋斗终生、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的魔力——《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从“12怒汉”在这幢石库门房子内的聚会开始，共产党这个注定要在东方大陆上呼风唤雨、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开始了他苦难与辉煌的征程。

谁也没想到，只在28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已完成了历史使命的第一步。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时，虽然“12怒汉”中的大部分或牺牲于与众多对手生死相拼的疆场，或与当初的追求分道扬镳，而共产党像“齐天大圣”一样吹毛分身、点豆成兵，用信仰的神奇魔力，召唤、吸引、造就出更多承继理想的人们投向伟大事业，就如同涓涓细流从雪山流淌而下，在成长壮大的过程中不断吸纳万千江河融入，最后奔流入海时已经变成恣肆汪洋、雄浑壮丽。更为关键的是，无论沙场对决中鲜血与生命的付出，还是直面酷刑、枪口和糖衣炮弹，以至来自队伍内部、昔日战友的打击诋毁，大多数共产党人都以坚忍与忠诚支撑着自己的理想境界终生不悔。当有人问及他们的追求动机时，共产党人的回答既简洁又为寻常之辈所不解：这就是信仰。从投身革命开始，信仰的力量就深深植根在他们的生命里。

和西方人的价值观相比，中国人其实并不欠缺理想和信仰的力量，两千多年前的先贤智者就曾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简略语言完美诠释着人生追求的最高期许。历史上大大小小农民起义的领袖们，也按照自己对未来的理解，将信仰寄托在“迎闯王、不纳粮”之类直白的诉求上。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时，中国先觉的知识分子首先全盘接受了共产主义和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在中共“一大”前后，毛泽东与陈独秀、李大钊等饱读共产主义“大部头”经典的早期革命家相比，还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甚至在“一大”会场上，他也仅是一个没有太多话语权的记录者。但这时的毛泽东已在家乡湖南经历过认真的乡村调查，直接感受到了成千上万普通农民的意愿梦想。这一点是他与那些能从原文直读经典的人们完全不同的地方。毛泽东深谙：与上亿农民讲一百天科学社会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不如直接告诉他们：打土豪分田地，实现均贫富更为现实。所以，他用另一种理想追求为最底层的工农大众塑造看得见、摸得着的信仰。后来，在红军长征到达遵义时，他与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李德有过一场关于共产主义的激辩。李德轻蔑而狂暴地盯着这位刚刚上位的中共新领袖说：你才看过几本马列？懂得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毛泽东针锋相对还以颜色：我就是要靠《三国演义》打天下，我们信仰的力量就来自那些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为何物的最底层工农大众！曾经以手执共产国际“尚方宝剑”自居的李德，听着翻译将毛泽东抑扬顿挫的湖南官话翻成德文，他惊呆了。之前，他在中国还从未遭遇过这等冒犯和蔑视。这场关于理想和信仰的争论，让这个和共产主义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一样留着大胡子的德国人从此一蹶不振。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按着他们既定的目标安排着革命节奏。在延安，他们依照对人民的承诺，“让耕者有其田”，施行减租减息的主张并戮力践行，将斗争矛头直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他们的代言人。这些充盈着理想主义色彩的主张与行动，迅速得到了从青年学生到工农基本群众最广泛的拥戴。这种信仰蕴含着震撼人心的动能，其深度影响和广泛感召，超越历史上任何一种信仰力量和精神寄寓。也在共产党队伍之内，打造了一大群意志坚定的斗士与英雄。

一位叫江竹筠的女共产党员在白公馆的刑讯室中遭遇常人难以忍受的酷刑，手指尖被钉满竹签时，她与敌手的对白表现出一种令人神往的力量。其实，这位仅是个小交通员的中年女人所知秘密极为有限，但她也不愿用这有限的秘密换回自己的生命。她留给对方的回答仅是这样一句话：我的信仰，你们永远不会理解！

还有那位新中国第一位世界冠军容国团，在新中国建立后从南洋回国，按照当下留行说法，他是放弃国外优厚的生活待遇，毅然回来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有众多在海外求学、工作甚至成就不菲的华夏儿女选择归国，若仅用上述说法释解他们回归的理由就过于简单。他们的出身、经历、禀赋各异，如要评论他们的回国决定，将理由仅仅归结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使然，肯定太显牵强。但容国团，还有钱学森、邓稼先等等一大群精英人物还是选择了回国。后来，容国团惨死于“文革”中。恶梦醒来时，有太多人提出疑问：在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容国团式的悲剧？有人编造出一个苍白悲催的说法：这只是母亲打了孩子，孩子不该报怨……史料中没有记录下那些海外赤子在生命最后时刻，可否为当年的抉择悔之不及，我们只是希望，让母亲曲解儿女赤诚的事情，今后不再发生。

信仰不是迷信，也不是执政者驱使民心的政治工具，不是愚民政策的帮凶，更不是制造民众盲从与顶礼膜拜的借口，也不是通过洗脑灌输固化的思维定式。倘若如斯，这个信仰也只能是暂时的、欠缺生命力的。信仰的力量在于，她是绝大多数公众认同的一种美好理想追求，并将其视为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只有这种信仰的力量才是长久的、高尚的、可信的，值得人民为之投入真情乃至献出鲜血与生命。在中国革命初期，为什么一种充满理想主义亮色的期许，会成为民族的共同选择和坚守不移的信仰？现在我们能理性思考这个问题了：因为那时中国社会的积贫羸弱与社会阶层间巨大的财富占有差异，让人明显感到不公。而追求公平正是人类神圣的终极理想。由共产党倡导的大同世界，在此与人民的诉求产生了空前共鸣。为实现这个目标而牺牲的先行者也由此变成了光荣的殉道者，成为践行信仰的风范。信仰的力量以及人们对革命时代英雄的崇尚，由此变得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只是，这种思想逻辑在其后的岁月中遭遇到来自三个方面的挑战：首先是和平年代中，被推荐、宣传的模范们，与寻常人的生活相比，再也没有那般强烈的反差，英雄典型身上的光环在不可抗拒地褪去，而此时主流传播依旧采用“模范事迹报告会”等传统的方式为人民制造信仰的力量和中规中矩的榜样，就显得苍白单调且难以服众了。其次，以十年“文革”为代表的连年政治动乱在相当程度上摧毁了人们心中的精神定式和道德规范。至今，人们对容国团式悲剧的疑问和原因追问，仍未有足以服众的答案与结论。也正是由于我们对充斥疑问的世相变迁没有进行彻底清理，中国人原本不可或缺的信仰与理想体系就不能顺利重建。再次，就是今天社会及执政党内部各种腐败现象对道德框架的冲击，引发太多民众对信仰和追求目标的迷惘、弃守。他们在质问：在今天的生活中，还会找回那些信仰的力量和美好的追求吗？比如，当组织上重新为我们捡拾起焦裕禄、雷锋这些光彩四射的名字时，在人们眼前和社会现实中不断呈现的却是另一些“时尚造型”：一些上午还冠冕堂皇宣讲理想、信仰的官员，下午即被揭露出欺世盗名、无恶不作、丑态百出的行径。官场和党内种种不正之风，正在大大削弱我们曾引以为荣的信仰力量。信仰是美好的，但一个社会对信仰的需求不能仅仅停在对过往英雄时代的追忆，还有对美好前景的描画上，而应致力于对现实社会的改革与提升。在这个问题上引发人们更深思考的还有，从“打江山，夺政权”年代生发的信仰追求、英雄模式，怎样才能完美转化成今天国家发展建设的重大推力。换言之，我们除了塑造“学雷锋做好事”的经典范式之外，怎样打造商品经济条件下新的信仰力量和新的市场英雄？不久前，“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继任者提出“兰考之问”：为什么守着焦裕禄这笔财富，50年后兰考仍然落后，10万人没有脱贫？为什么兰考集体上访这么多，社会矛盾总是不断？有一位兰考县的领导说过：因为焦裕禄，兰考出了名，大家都盯着，让我们感到不自在……就这样，由焦裕禄所代表的信仰和追求反倒成为一种无形的负担压力。于是，信仰的力量虽然仍旧每天在听、在传、在说，但实际上已经被束之高阁了。

中国有必要找回信仰的力量。但这不仅在于主流传播中连篇累牍的诠释，也不仅在于不断地打造和描画“政治明星”。如何重构并坚守信仰的力量，葆有众多精神财富、政治遗产？更重要的还在于切实解决前面提出来自三个方面的挑战，并且让人民切实看见真实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