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我们刚从卫校分到华东野战军手术队进行临床实习，当时孟良崮战役正进入总攻阶段，战斗万分激烈，伤员数量较多，我们没日没夜地紧张救治。有一天，抬进手术室预备间的一个伤员身上挂着一小块红布条，老同志说这是重伤员的标志。伤员面色苍白，反应迟钝，我们立即给他输上葡萄糖盐水。当时我们想，能输上血最好了，手术室负责人说：“那当然好，可是我们野战医院从未输过血，因为没有血库，没有血源，没有配血检测设备，没办法。”可是眼看面前大失血的伤员病情危重的样子，大家都非常着急，有同志说：“我们的化验室能查血型，就输同型血抢救吧，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了，总不能眼巴巴地看着同志牺牲。”于是冒险给伤员输了200毫升同型血后，伤员的情况有了好转，因此我们争取到了手术时间，清除伤口止住了血，挽救了伤员的生命。

战役结束后，纵队卫生部给予我们表扬，奖给我们一面写有“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红旗。从此以后，凡有大失血的重伤员，我们手术室的十几个同志就是血源，谁的血型能与正在抢救的伤员相同就输谁的血，我们每个人都反复献过多次血。我是O型血，是个万能给血者，来不及查伤员血型时，就用我的血，所以献血次数最多。那时大家献血都争先恐后，主动争取，抽完血站起来就继续工作，连喝碗水的时间都没有，没有休息，没有营养补充。大家都觉得这是应该的，是理所当然的。从此这面红旗就随我们南征北战，在以后的大小战役中，凡是大失血的抢救，我们谁献完血，就在红旗上签上名字作为纪念，红旗上的名字就越来越多。

1953年春，我们手术队接到军委命令入朝参战，军卫生部要恢复野战医院建制，就把我们原来军野战医院手术队的成员抽调出来，组建新院。我们于5月初带了两车医用物资，也带上我们这面献血红旗，从吉林省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经过五大战役，两军在三八线附近相持，直到1953年夏季反击战，我军沉重地打击了美军的嚣张气焰，迫使美军回到谈判桌上来。7月27日上午10时，美军在谈判协议上签了字。

停战后，祖国派了慰问团，到我们十七兵站的是天津代表团和山西晋剧团。他们在参观我们战地医院时，发现我们手术室预备间挂着一面红旗，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感到很奇怪，问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把这面红旗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慰问团的同志们听了深为感动。团长说：“你们的事迹生动感人，请把这珍贵的红旗送给我们吧，将来带回祖国，把它放在抗美援朝纪念馆内保存，让后人了解我军医务工作者的艰辛和崇高的献身精神，让这种精神永远传承。”